今年是“现代大学之母”柏林大学的缔造者威廉·冯·洪堡诞辰250周年。这位对现代大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却常常被人“误读”。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大学诞生于欧洲，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几乎都有900多年以上的历史。而现代大学的职能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被不断丰富。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红衣大主教纽曼提出了大学就应该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他主张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就是大学第一个职能——教学的由来；德国的大学教育要比英、法等国起步迟，但到19世纪初洪堡主管普鲁士的文教事业，在任虽只有16个月，却创设柏林大学，开辟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纪元，其标志性意义就是后人所提炼的高等教育理念：“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从而大学被赋予第二个职能——科研。而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办学理念就源于洪堡；到了20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来自于美国，美国这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度，提出了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从而有了大学的第三个职能——社会服务，其代表性的大学就是威斯康星大学。当然，当大学具有了第三职能时，也曾经被以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为代表的精英教育学派所诟病，后来，美国的克拉克·科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改革的一个宗旨就是对大学进行分类，从而构成了当下仍在美国推行的高等教育系统：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学院；他们各自的职能是不相同的。由此，现代大学有了自己的三大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现在，也有人提出了第四大职能——文化传承。但至今为止，世界公认的大学职能还是这三个。

现代大学具有这三大职能，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对一所具体的大学而言，由于办学条件、办学历史的差异，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努力走自己的路，办出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就是实事求是。可现实往往不是如此，试看现在的中国大学，不管条件如何，大家都在追求科研水平的提高：大学排名要看科研成果；大学更名，上硕士点、博士点要看科研成果。学科水平、教师评职称要看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如果有人强调教学的重要性，强调教书育人，那就会被人视同外行，视同是“外星人”。他们就会祭出洪堡这面大旗，强调科研水平之于大学的重要性。笔者决无反对大学搞科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要大家思考的是大学搞科研与研究所搞科研是一样的吗？大学教师搞科研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学的科研职能与其他两大职能的关系究竟如何？洪堡提倡大学要搞科研，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的新纪元。但洪堡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育遗产是什么？诚如曾任洪堡大学副校长的泰诺特先生在为校庆200周年推出的一套6卷本校史中所言：洪堡的教育理念被誉为“神话”，长期被“滥用”，作为“象征大学传统的棍棒”来捍卫某些群体的利益。联系当下中国大学一部分人搞科研的目的，正是一语中的。一句话，洪堡的教育遗产被人“误读”了！

那么，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标志性成果的洪堡的教育遗产究竟体现了什么？概而言之，洪堡的教育遗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修身乃成人之必要前提。修身即个体精神力量的和谐绽放，由此实现人的完成。而个体精神力量为个体的“本源性”力量，潜隐于个体深处，蓄势待发。人的自由恰恰基于此。

其次，语言乃修身之核心介质。个体精神力量的绽放须与大千世界产生自由、积极、全面的互动。典籍恰恰凝聚了大千世界之精华，与典籍展开纯粹的“精神交会”，语言不可或缺。

再其次，学术乃大学之根本保证。无学术即无大学。洪堡强调，学术乃研究者的“合奏”，且“无羁绊，无目的”。在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学术”为立身之本的学术共同体，师生以研究者身份“为学术而共处”。洪堡还特别强调“以学术来修身”的观点。

从洪堡留给我们的这份真正的教育遗产“修身”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与我国古代教育著作《学记》所倡导的 “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培养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我们今天“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教育主张是契合的。我们要珍惜洪堡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教育遗产，以指导我们的办学实践，从而为社会和未来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

洪堡的教育遗产对大学办学的启示。

首先，作为一所大学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而培养的人才应该以修身为第一要务，修身就是要开发学生的个体精神力量，从而让他们获得人的自由，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绽放，不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是以人为本，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学校应以“学生为本”的由来。当然，大学生的“修身”不同于中小学生的“修身”，应“以学术来修身”。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教师应在学术活动中带领学生共同参与，让他们“为学术而共处”。这就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学生只有从科研活动中才能做到“学术修身”，才能培养他们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创新意识。

其次，大学应重视学生的语言学习，因为语言符号系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世界与国家的不可或缺的介质，因而也是学生修身的必备条件。因为当今的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无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经济发展成果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如不掌握一门有用的外语，根本无法具有世界眼光，如没有良好的中国古汉语功底，同样无法看懂中国5000年文明的成果。诚如英国哲学家、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一定是思想的黑夜”。所以，为了提高学生修身的质量，我们迫切需要加强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科研成果有72%是用英语发表的，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良好的外语功底的科研人员能站在世界科研水平的顶端。

再其次，即使是搞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必须明白学术乃研究者的“合奏”，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应加强团队建设。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的综合，因此科学研究也应有多人参与，才能做出大成果，包括为地方服务也是如此。世界物理史上最值得称颂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是一个有众多物理学家参与的团队，从而在量子学说的发展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包括去年“引力波”的被测到，世界上也有近1000位科学家在合作参与。现在，国家对大学提出“双一流”建设，同样需要有学科团队。为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对教师科研业绩的考核办法，能否变对个体的考核为对团队的考核，把利益分配机制向学科团队负责人倾斜，集责、权、利于一身，从而调动学科团队负责人的积极性，真正让学术研究变成“合奏”而不是“独奏”。当然，对个别人，个别学科由于校内没有合作者，也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做自己的事。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

威廉·冯·洪堡这位“人文主义之子”、“修身理想之父”、引领高等教育“全球教育之光”的思想巨人，给我们留下了凝聚其大学理念的10页《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内在与外在组织》，虽为一份未完成稿，但其思想却引领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蔡元培校长极力推崇的，从而成了“北大模式之源”。

时至今日，我们千万别“误读”了洪堡，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大学之道”——教书育人！